内容摘要
继十年前笔者为《装饰》杂志“设计关怀”专题所撰《设计的民主精神》一文后，本文再次以新的视角，全面思考并审视“设计”的本质问题，以及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在人的生活不断面对新的生存条件的同时，希望可以重新检讨“设计”的基本价值，以及其形态、方式、目标、对象等，希望各种因素能够通过“设计”这个中介最大化地给与大众，并回到“设计与人”“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
“新自由主义”终结与当代设计的危机
十年前，我在《装饰》杂志的“设计关怀”专题中，曾写了《设计的民主精神》一文，这是我在设计界第一次明确提出“设计”应重视民主价值和设计民主精神的意义等问题。但设计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广义的“设计”产生之初就原本存在，并且一直伴随民生改善发展，只不过由于人们习惯将“民主”视为政治学词汇，而未将“设计”——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启蒙或消费自主的特性，与“民主”相连，使得设计和民主的关系长期以来少有人去讨论。
这十年间的变化与20世纪的后半叶有所不同，却有些复杂。一方面，无论是设计还是其他方面，都在发生着高速巨变，曾经讨论的设计诸如全球化、内涵边界消融、服务的广义综合等问题，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另一方面，设计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却仍不在一个“好”的状态，甚至随互联网发展的商业经济热烈膨胀，还构成了对设计“民主”的嘲弄。有讽刺意味的是，“大众”很多时候并不以为意，反而以“极端”的方式——例如通过“网红”方式投身其中。这次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我们更加确信，世上的万物并不一直是循着进步方向去发展的，有些时候，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某一个专业的类别，还会产生倒退。就设计和民主的关系来说，在我看来，没有多少进步，而且产生了更为严重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批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1]思想的声音就络绎不绝，2008年2月美国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曾发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去年底，知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2]一文中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将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作实现共同繁荣的最无可置疑的手段，这一信念的可靠性眼下岌岌可危。很好，理当如此。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信心同时衰退，这并非偶然或者仅有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为害民主已有四十年。”他清楚地指出了“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及其后果。自1989年苏联解体，弗兰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3]提出“新自由主义”思想以来，全球化的“概念”曾经深入人心。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由具有民主理想的精英来引导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秩序，有一种面对大众的合理的分配和补偿，曾经是一种令人激动和目眩的前景。我们也曾希望全球化能够推进一种好的秩序，引领不同发展区域的人民在协作的背景下去发展。对于设计而言，这一点也至关重要，因为就日常生活而言，没有什么能通过设计使新技术能够为全人类共享显得更重要了。但是，设计的这种转换不是单纯的“专利”的转换，在新技术和产品之间，有一个市场的规则制约，表面上看来“规则”取决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但实际上，商业利润的计算并不在于服务了多少消费者，而是有多少绝对的“剩余价值”。这就是马克思揭示过的“资本”的秘密。资本问题当然是日常生活生产的老问题，是长期发展积累起来的，但应当清楚，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古代，资本的流动性所体现的价值与现在很不一样，类似成本核算和市场购买力之间的关系，很多问题还是小规模和小范围的。体现在设计上，手工劳动者的生产更是有直接的体验和快速的变化。用品的善意和伦理，在市场和手工物品的服务之间，一般不会出现巨大的资本和价值鸿沟。但当代生产和设计的关系不同，因为大机器生产和专业分工，设计者几乎无法掌控他所设计的用品的最终目标。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资本和生产的关系，不止是控制与被控制，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最近很多西方企业离开中国，这固然有欧美要重建制造业链条的因素，更多的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原材料供应相对便捷低廉等原因，使资本对它进行了重新选择。这个情况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例如现在很多制衣工厂移到了越南和东南亚，中国消费者仍然能花不多的钱买到这些产品。但对创新社会的成长而言，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因为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世界工厂积累，正是开始中国创造的关键时期。我们在全球化生产的分工中，长期满足于担任全球化工厂中相对处于产品“低端”的任务，并通过采购全球分工中的技术加以组合，产生了民族企业著名产品，但他们的“中国设计”的形象和内涵都是脆弱的。斯蒂格利茨忧虑的“不受约束的市场”瓦解以后，很多影响到制造业的新问题正在层出不穷地产生。中美贸易摩擦所引发的科技与制造业关系的深度改变，也极大影响了原创设计与全球化分工之间的关系。由于这次疫情的触发，中国需要重建制造业新的结构性关系，同时，设计的知识产权转让和保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新的”设计与民主的关系？例如这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中东西方的抗疫谁更成功？每一个体制、每一种文化都产生了新的不同的问题，防疫物质的质量问题一度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由此也引发了关于“设计”的体制到底哪个更有效、更先进或者更具合理性的讨论。令人失望的是，似乎现在又回到了一个“乌合之众”的时代，公共声音很多在慢慢退回到当年希腊哲学中的犬儒主义的状态，即先保证作为一个“人”的一种自私的基因在安全的状态下能够得到合理的发展，然后再去谈其他的问题。这样的功利现实，对设计和民主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损害。这十年，更多显现的是为了资本、市场和利润的设计，而那种真正公益的、全球化的、普适性的、可持续的设计，很多都只是流于表面。创新设计真正的内在驱动力是为了利益及利润，讲得最多的则是品牌。“设计以人为本”成了一种商业策略的口号，没有人真正去关注它。就手机而言，真正物美价廉、能够提供给大多数人使用，方便的同时又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且对资源做到最大化利用的当代最主要的电子产品的生产，无论是功能还是形式，恰恰没有被反思：我们需要这样的手持移动终端吗？包括支持手机用户的很多服务App，从设计到服务系统的建构，欲望横流，就是没有考虑“欲望”背后的人类关系和行为的价值判断。“算法”连接了日常生活大多数欲望，这些欲望有哪些是值得支持的，又有哪些是需要约束控制的？没有人真正关心。为何给大众带来益处的倒是一些物流，是物品和物品之间流通过程当中的快速性促成了某种生活方式的建立，还是线上消费成为当代社会的常态？电子支付的流行在带来便捷的同时，如何评价它的隐私安全？大数据的投送与用户自由选择的最终关系是什么？在城乡关系中，物流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分层？这些问题，作为服务App的设计者，如果不去思考，将是十分危险的。在线消费形成了新的“用户价值”，“网红”的本质就是低廉用品的数量为王，拼多多、低价团购等深刻改变了优良设计物品的属性。民谚“一分钱一分货”显现的是价格和价值对称的规律，“资本”不会逆来顺受。这些由消费强权引领的大众市场新模式，将把设计的美学、设计师的成就引向何方，我们隐约可见。中国当年的士绅、乡绅阶层，首先很多自身是知识分子，其次就是具有了一定的能力与实力的社会贤达，他们会成立一些公益的组织，来进行一些地域式的、小范围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公益性的行为，既独善其身，也兼济天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优秀传统。我在《设计的民主精神》中提到：“一个世纪以前，张謇和他建立的南通城产业系统至今还具有启示意义。他既从产业的大格局兴办实业，形成唐闸工业区，建设了港口、发电厂等，同时又以实业收益投资兴办学堂，请外国设计师重新规划设计南通城，筹建博物馆、盲哑学校、养老院、育婴堂、平民工厂等，并资助和扶持刺绣艺术家沈寿通过外洋考察改进刺绣设计，整理刺绣革新计划和理论研究，刊行绣谱，建立女红传习所，教习当地妇女从事刺绣产业的设计与制造。南通人至今还在享受着张謇的设计成果。这样一个完整系统的考虑和实践，正是一百年前中国最初的先行者在经过了洋务运动失败后，通过系统设计初步践行“民主”精神的结果。”[4]这样的一份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之间的遗产，可以弥补行政公权力和平民之间的最后一米，而且它很可能产生基于对地方最熟悉和了解的做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多样的文化景观。在我看来，张謇的设计遗产，是值得作这样解读的。（图1）
1. 实业家张骞南通城产业系统 ：1-1. 天生港电力厂
1-2. 医学专门学校
1-3. 育婴堂
回到设计上，当代设计师里当然也有这样具有普世情怀者，但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像到乡村去，通过传统民艺的充分挖掘、生产、再设计，一方面反馈给原创的生产者，救助他们，另一方面是通过乡土的挖掘，把这些新的经过改造以后的传统设计，变成一种时尚，由此而形成一种系统，来提倡过简朴节制、回归本质的生活。从事这些的设计师虽然人数不多，但一个设计师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单元里面，脚踏实地来做这个事，沉浸在其中，而不仅仅是当成一种炫酷的理想、时尚和乌托邦，或者仅仅是标榜的、流于表面的行为，就很令人振奋。在西方商业企业中，像一直提倡民主设计的宜家，它当然也要追求利润，但它为了降低成本，比如为了方便运输、为小户型等做了很多设计，这些很实在的民主设计的思考，会让各种层面的人尽可能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好设计的成果。经典设计为何“经典”？是因为很多经典设计在几十年后还在使用。宜家开启了我们对北欧设计的那种认识，它从原来的大家都要追求地去购买的一个生活用品场所，到如今已潜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变成一个日常了，这恰恰体现了“宜家”的成功和对中国设计消费的贡献。（图2）
2. 以“民主设计”为理念的宜家 IKEA
“人”与“设计”关系的重新确立
我们也看到，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很多经典的设计，都是在一些历史事件中催生出来的，比如战争、自然灾难（疫情）等。如拉链、易拉罐、胶合板椅子等。这次疫情也是一样，无接触式的设计、快速的建筑、功能强大的公共卫生防疫物品等，现在正在研发或已经投入使用。但这次疫情所催发的设计，也要一分为二来看。今天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隔离”，很多抗疫催生出来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隔离的设计。但人不可能是一个孤独的动物，而是要处在一种群体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人要通过这些事物的关系来找坐标，无论是物质还是心理的坐标。互联网时代，线上的生活已经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成为一种虚拟，人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缩短成为快递或外卖送达前的最后一米，疫情更是加剧了这种关系。这种疏离和隔离成为设计的前提以后，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结果？比如前段时间流行的那张漫画，为了隔离，理发师把理发推子拴在棍子上进行操作，这虽然是讽刺性的，但很具有象征意义。还有葡萄牙著名杂志《VOGUE》在疫情中的一个封面照片，画面中是戴口罩的男女接吻的照片。（图3）细想非常惊心，感情表达的隔离，完全背离了人类关系的本质。我们曾经在淘宝上看到那些隐秘的男女用品设计会觉得多余而哈哈大笑，现在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隔离”给设计师带来真实的命题，如何面对，有些悲壮。
3. 葡萄牙杂志《VOGUE》封面
其实，有许多对“隔离”的不同观点，它们直接指向日常生活中的“大设计”，它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在疫情暴发期间的不同状态，尤其是对空间的使用状态意味深长。当意大利的街道和住户飘扬歌剧美声，并在窗户中显现出令人微笑的图形时，不得不感佩人类超越意志的力量。这些，也许与设计无关，但它最终将会影响一个民族的设计文化状态。这几个月，超市、快递成为人们最基本的需要。为何如此？可以归为最基本的民生设计需求。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与设计的高级阶段“个性化服务”背道而驰。如果设计只是为了提供生活最基本的保障，那当代设计根本就没必要变得这么复杂，这是否是一种生活水平的倒退？我们曾经批判过时尚，但时尚本身是每个人内心里超越于平凡生活之上的艺术追求，个体的创造力得以展现，恰恰是人类最美好的前景之一。总有一些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们不愿被大众趣味席卷、裹挟，而去追求个性的生活。当然，人的精神消费需求还可以通过阅读、旅行，通过人与人的交流来实现，但“线下”那些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和休闲、购物的方式，所获得的属于“人”本身的存在感，却已是千年传统。但出现在线服务以后，这些东西在慢慢消失。在大数据的在线服务中，物流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两端。我们打开手机的音乐软件、某种消费的App，不需要你选择，它会源源不断地推送你过去曾关注过的东西。当你想换换口味的时候，就必须要跟它的界面进行“斗争”，才能获得“习惯”之外新的东西。并且，物流则站在生产与消费的中间，它为了获取最多的利润，以虚拟消费者的名义，极大地去压榨生产者的成本，导致产品开始粗糙和单一。物流企业所形成的线上的托拉斯，变成了新的控制我们生活的庞然大物。大数据对人类的生活来说，它的无穷可能也许还远远没有展现出来，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大数据”也许是自然人的最大危险。几年前的阿里云处理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当年有位著名的企业家曾说：当“云”计算的日处理能力成长得足够迅速的时候，大数据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武器，这种武器不应该为私人企业所有，而应该服务于国家。在未来的国家管理和治理中，大数据的智慧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关键是拥有或掌控者的利益基础和道德高度。显然，我这样说是多余的。所以那些说大数据会给设计带来一种更有目的性的、更个性化的、更贴心的服务，是片面或一厢情愿的。大数据对“人”来说不是本质的需求，人是感性的动物，他跟机器判断分析之间的鸿沟永远存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设计基本上是生活设计，我当年分析霍金的《大设计》的文章里面曾经提到过大小设计的区别，生活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小设计。而当代就设计本身来说，可能更多的则是要向“大设计”去发展。我对未来设计的判断是，要首先给设计重新下定义，然后才能讨论如何工作、如何学习生活。原来小的生活的设计当然继续存在，但是它们的边界一定会被完全打破。我曾经把西方一位社会学家的一句话改成“设计已死，只有服务”，意思是说：很明确地去通过某个专业的设计去解决问题是有限的，只有紧紧围绕“服务”，即对“人”的欲望背后作需求分析，才能系统综合，回到解决问题的初心。但设计与社会，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和系统，怎么才能做到全方位协同，这是很难的。只有一个办法：重新思考设计的本质，放下原来所谓的设计专业、学科的执念，去思考真正的人和设计之间大的系统性关系。同样，设计和人的关系也要回到设计逻辑的最终目标——服务。服务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背后是欲望，而欲望尽头是各不相同的生命状态与社会权利世界，这些问题的链条关系促使设计回到更本质的思考。约翰·伯格也提出了人类的本体权利问题，“判断一件艺术作品（设计作品），看它是否有助于人类在现代世界要求他们的社会权利”[5]。每个人都应该在设计的全链条中享受他的权利，拥有他的权利，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权利是不对等的，消费者或者设计用户是弱势和被动的，而资本支持的设计组织反而强势。我在《设计的民主精神》中曾说过：“设计中‘人’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以人为本’的问题，而是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如何在社会大系统中获得自省式的救赎，以获得超越实在生活的问题。”[6]这个时候的设计，一定是“大”的设计，不将设计孤立起来，不将设计技术化，也不使设计被商业的、以品牌策略为借口的所谓设计管理所束缚，使其处在一种自由和原创的无限可能状态。疫情期间，设计界基本上是失语的，这个失语是有原因的，因为从某一门类设计的角度看，设计是无法声援抗疫的。在我们原来的设计教育体系中，抵抗灾害设计、卫生防疫用品设计、公共安全设计系统等，并没有成为重要的专业学习系统。在我们的大学设计教育中，不论是原有的设计专业划分，还是学生的研究课题、毕业创作，即便有，也还停留在概念设计的层面。所以这次失语是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安全缺少关注的结果。但反过来想，公共卫生安全为什么没有成为我们设计的关注点？有些问题很值得反思，如果公共卫生安全的设计涉及医学等相关的专业，如此大的专业鸿沟，设计究竟如何去跨界？公共卫生问题，是人在当代科技和社会发展环境里的正常生活需求，为何过去最重视民生的设计反而漠视它？这次的公共卫生事件由病毒引发出一些新的、超越病毒本身的关于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文化的关系思考，让我们意识到设计不仅仅是物质化的设计，还包括更大的行为、社会管理、跨界系统的设计，而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忽略的。20世纪后半叶，我们常常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设计的“现代性”也在其中。作为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物质制造成果的移植，中国设计的“现代性”似乎没有体制、文化那样多的失语问题，生活的选择是真实的使用选择，没法做假。但是，我们低估了设计者的初衷、消费者的立场、资本背后的企业文化属性，以及整体相加的国家利益。中兴、华为、台积电等的全球化关系的遭遇必定会被写入历史。资本也许能促成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性，但是现代性真正的目标，不是外在而是本质的，它是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全部真正能够进入到一种物质丰富、选择平等自由的社会体系当中，这是一种深邃的生活民主。我再举一个例子，5G通信现在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应用问题，是与社会共同建立一个快速服务的系统问题。它本应是在新技术条件下，与服务建立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能真的快速推进5G吗？运营商的资本会不会真正成为推动它发展的力量？我表示怀疑。我最近常在想老子说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7]过去读它，觉得真是反人类，疫情期间读它，觉得真好。这让我重新思考“设计”与物质生产的“适度”问题，以及资源、环境和可持续等问题。科学界的“求真”在某些时候是值得怀疑的，正如科学的不断发展也是可疑的。1987年我的本科毕业学位论文写的是《人的生物性与工艺》，当时我提了一个观点：现代人就身体来说，比古人并没有进化多少，所以不要夸大人的“享乐”需要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无以复加发展的理由。[8]可以预见，这次疫情对设计的影响也将是一个转折点，它将原来存在却没有痛下决心的问题以无情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的困境、制造业的艰难、就业问题的普遍危机，我们将迎来一个“简朴”设计的时代。当然，这个“简朴”有着与过去不同的含义。它首先建立在当代科技和设计发展的成果上，但是，它摒弃了物品功能以外的“多余”。时尚的、奢侈的、艺术化的设计将被疏离。这有点像1919年的包豪斯，一战的艰苦重建背景，直接形成了功能主义建筑和日常用品的新本质。不再做作，不再炫耀，商业热退潮，一切都要节约好用，节衣缩食，让我们一起渡过时代的难关。
无限的“设计”
在可以预见的“设计”返璞归真可能来临的时候，我们又要不由自主地去问“设计”是什么。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已经不像19—20世纪那样，形成那么巨大的影响力，当代哲学家更像是“技术哲学”的专家，只是讲出他的看法、一些自省和思考，没有成体系的思想。设计与科学技术似乎可以相提并论，你看霍金也用“大设计”这样的题目，“第一推动力”“奇点”之类的内容也与设计有关。其实在社会上，只有一小部分人在讲所谓专业的“设计”，例如平面设计师、产品设计师、环境艺术设计师等，他们之外，社会上更多的人，认为“要解决问题”，就是设计。在后现代哲学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图景中，青年马克思发现的“异化”问题在当代不存在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他们用符号消费来分析大众文化消费的属性，马克思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人”，而当代哲学则将其分解为“符号”，抽象为社会整体的反应和价值。于是我们往往看到关于物品制造和流通中与人的关系的荒谬性，观察到设计的帮凶性质，但却无法“解放”我们的生活，相反，个人更沉沦其中。在我看来，“大众”就是一个具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但细分起来，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中国和西方又不一样，因为参与社会分配方式的不同，导致了公民权利的不同，所以绝对意义上的大众是不存在的，“大众”总是相对而言，是有所指的“人”。那么，设计的对象也是如此，这也许正是讨论大众设计有意义的地方。关于设计中人的“异化”问题，我过去喜欢举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为例，人在整个设计系统当中是被异化的。但是，我们不是彻底拒绝异化，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希望这种异化少一点，因为如果完全简单地否定它，人和机器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异化的过程当中，事物总是呈现出不同的层面，它有消极的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因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的某些价值和权利所得到的某些局部的实现，转而建构了异化中人的另一种生活，在那部分的生活里，他也许是自由和自主的。设计不在于设计本身，在于其他，这一点在大数据和信息设计已无处不在的时候特别明显。手机终端的App功能强大地将虚拟与现实以层出不穷的新方式链接，传统设计（工业、平面、室内、书籍、服饰等）很可能将会无所适从。但“设计”本身也有跳脱方方面面的关系而相对独立存在的愿望。我在《设计道》一书中最后一章曾以诺亚方舟作为未来设计的象征[9]，这样一种能够集合科技、艺术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智慧，设计无法被动做出，而需要自我决定选择权。所以要重新定义设计，我很推崇魏玛时期的包豪斯，它的思想中，表现主义、艺术至上、手工艺结合、拥抱结构的崇高，因为理想而混合在一起。没有明确的设计，恰恰赋予了设计无限的可能。可以这么说，没有魏玛就没有德绍的包豪斯。正是因为没有具体设计的局限，设计就会很大，无所不能，它完全不是一个专业的设计了。小设计很容易被资本和体制所操控，也容易被技术所裹挟，变成一种工具。前几年，我曾经借用物理学的概念提出过未来设计的“空间折叠”思维，希望设计师扬弃线性的设计问题的解决思路。物理学中的“折叠”因为强大的引力使空间发生扭曲，只要能达到一定的引力就能使空间发生弯曲，好比要从一张平整的纸的一端到另一端，除了走两点间的直线外，还可以直接把纸叠起来，让两点靠近，这就是设计最终不变的本质。我一直认为古代设计、现代设计、后现代设计是没有界限的，我看到的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过程当中，某些技术促成了某一种设计的新的物质方式，同时社会思潮和社会的变化也促成了某些设计的转换。在社会的这种转换过程当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习俗背景、不同知识背景的人，是会对它产生一些反作用的。大众也是由个体构成的，它也许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个体和大众之间，相对于设计而言，都处在不断的转换过程当中。这种转换关系，就像《控制论》所说的那样，它会不断地处在一种反馈和被反馈之间。凯文·凯利用蜂群、鸟群、鱼群来比喻是非常恰当的。[10]他所说的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控制论，其实就是说消解各个比较大的权力。无论是资本、技术，还是设计本身，这些权力无论出现在任何方面，都不要让它过于强大，这同样是设计的民主精神的内涵。也许由于职业的关系，最近我几乎在所有场合鼓吹“设计”，我对政府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城市设计体系”，将所有人的行为、交通、公共安全、经济生活、科技发展、制造、物流、娱乐（请原谅这些词并不对等，但这恰好用来说明所有发生和未发生）都纳入其中；我对互联网的“云计算”拥有者说，你们的大数据和城市大脑，离开了设计，将会十分危险，充满机器的无情；我又对喜欢堪舆相信《周易》的朋友说，如果以设计思维解读，他们的古代知识将会更新文化传统的叙述方式；我更在仰望星空时，相信宇宙是伟大设计者所建。说了上述这些梦呓似的话后，我想说的是设计未来的无限可能性，而我们现在，对它的描述仍极其微渺。[1]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复苏形式，从197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政策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它提倡社会市场经济，即政府只对经济起调节以及规定市场活动框架条件的作用。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参见维基百科）[2][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Rebirth of History ”[N]，报业辛迪加，2019年11月4日。[3][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J]，[美]《国家利益》，1989年夏季号。[4]杭间：《设计的民主精神》[J]，《装饰》，2010年第7期，第13—16页。[5]［英］约翰·伯格：《讲故事的人》[M]，翁海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7页。[7]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8]杭间：《手艺的思想》[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第188页。[9]杭间：《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第323页。[10][美]凯文·凯利：《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M]，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10—13页。《装饰》杂志欢迎您的来稿
E-mail：zhuangshi689@263.ne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A431 中国装饰杂志社编辑部
电话：010-62798189 010-62798878
邮编：100084
官网：http://www.izhsh.com.cn
建议邮件 书信亦可
在微信中回复“投稿”即可获得投稿须知；疫情期间，留言作者+文章标题+投稿时间可查询审稿结果（投稿1.5月后）